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灰蒙蒙的天空下涌动着无序的人潮，疲惫、兴奋、焦灼、茫然……我已经在读初二了。那时候读书也就装装样子，课堂里乱得像茶馆店，老师讲的东西你根本别想听清楚。好在作业也没有多少，有些同学忘了做，临时抱佛脚向同学抄一下便可应付过去。下了课就在外面瞎逛，神聊，抽烟，大把大把地挥霍时间。

按当时的政策，中学生毕业后大多数分配到广阔天地去“修地球”，只有极少数可以留在上海，去工厂当学徒或读技校。于是有几个前景不妙的学生就“鸡鸡狗狗”地学起了小提琴，盼望有朝一日部队来招文艺兵。按照有关政策，我已经有四个哥哥在外地务农或当工人了，我铁定留在上海，但经不起同学的蛊惑，也加入了学吹打的行列。

对了，一开始我先是从同学那里借了一把吉他来玩。哈，当我抱着吉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弄堂时，正在谈山海经的几个老太太说：“噢哟，迭只外国琵琶真大啊！”

学了几天，弦线断了，跑遍整个上海滩也配不到。有人建议我去“淮国旧”看看，我跑到那里，找到乐器柜台，抖抖豁豁一开口，老师傅就指着头上悬挂着的大字报说：“侬先看看上头写点啥。”抬头一看，不得了！大字报的标题是《彻底砸烂资产阶级乐器吉他》。文章指出：吉他自它出生那天起，就是为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服务的，死心塌地产生靡靡之音，所以必须彻底砸烂，确保无产阶级文化阵地的纯洁性。

我头皮一阵阵发麻，耳朵嗡嗡作响，赶快逃了出去。

但也不是所有西洋乐器都要被砸烂，比如小提琴，因为加入了弦乐五重奏《海港》而实现了“洋为中用”，于是，整个上海滩很快掀起了学小提琴的狂潮，据说当时学小提琴的青少年达到20万之众。那么我就学一学小提琴吧。

当时小提琴也很难买的，乐器商店只有样品，蒙了一层薄薄的灰尘，市百一店偶尔会放出一批，闻讯而动的顾客早早地排起了长队。我同学历经千辛万苦买来一把，44元一把，超过普通工人的一个月工资，问题出在音质，实在不敢恭维。

为了适应几十万人学小提琴的“大好形势”，“淮国旧”就将里边的乐器柜台搬到门口来，门板上像挂火腿一样挂了好几把小提琴，琴背有楸木或枫木自然形成的“虎皮纹”，琴头和琴轴雕刻得相当精致，很有点贵族气质。默默地来了一个中年男人，跟营业员交谈几句，就像杨子荣在威虎厅与土匪对黑话，我听大不懂。营业员取下一把小提琴，那个男人将琴夹在下巴上，操起弓子在弦上一滑，那声音像女人的尖叫，一下子撕裂了我的心。

如果运气好的话，可以听一段《山丹丹花开红艳艳》，或者《新疆之春》。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，一绺湿漉漉的头发耷拉在拉琴人的额头上，慢慢的，我被挤到了边上，伤感地退出。

我的小提琴是从亲戚那里借来的，虽然是一把旧琴，琴面边框却一丝不苟地嵌了一圈乌木镶线，望琴肚子里看，有一张泛黄的外文商标。我学琴是愿意下苦功的，只是琴弦时常要断，最贵的G弦五角一根，最便宜的E弦也要两角一根，开销有点大。“淮国旧”的乐器柜台有琴弦出售，产自北方某座城市，相对便宜些。还有松香、琴桥、琴轴、琴盒及肩垫等，所以我跑得比较勤。

卖琴的老师傅是个石骨铁硬的老克勒，抽板烟斗，吹起小提琴来头是道，从他口中我知道了瓜纳里尔、阿玛蒂、斯特拉瓦迪里三大制琴家族和他们的传奇。“淮国旧”出售的小提琴基本上就是七八十元一把，极少超过一百元。会不会混进一两把意大利古董名琴呢，我不知道，但也不敢说没有可能吧。有时候老克勒会突然冒出一句：“国产的百灵牌是自力更生的产物，劳动人民拉拉蛮不错了。”

围观群众笑了，他则故意板起面孔。这个时候乐器店里卖出的小提琴弓子，弓毛都是杂色的，纯白的就是没货。中国交响乐团演出《红旗颂》，几十把小提琴一起上上下下，一水的纯白弓毛，端滴漂亮。对此老克勒也难以解释：“难道白马都死光了吗。”大家又是哈哈大笑，他则仍然屏牢不笑，猛吸一口烟。他的柜台前总是围满了人，我每次去，都像听一堂免费的西洋乐器鉴赏课。

等到我毕业时，果然有两个同学被昆明部队招去当了文艺兵。我幸运地留在上海，在一家饮食店当学徒，干的是体力活，我的手指很快就变得像胡萝卜一样粗，拉《金色的炉台》把不准半音阶，我急得哭出来了。

但是“淮国旧”还是经常会去，因为那里有许多物品是清贫人家急需的。我不是有四个哥哥在外地吗？他们经常来信，希望家里寄点日用品，我就跟老爸到那里淘旧货，军用毛毯、棉手套、解放跑鞋、搪瓷脸盆、铝饭盒、煤油炉、闹钟等，都是知青的伴侣。

好几只钟表专柜拼成一个“围城”，英纳格五六十元一只，浪琴、汉密尔顿差不多也是这个价，欧米茄就贵多了。绝大多数人是买不起的，只能看看，如果营业员与某位顾客比较熟的话，就会拿几只手表放在木盘上送到他面前，看看，听听，共同品鉴一番。上海滩不缺老克勒，他们的生活质量大幅度下降了，但对好东西还保持着很高的鉴赏力。

服装柜台有运动衫裤和粗布棉大衣出售，因为不需要布票、棉花票，所以每次投放一批就会吸引很多人来选购。但最大亮点是那五六根钢管，每根长四五米，每根钢管上吊一排裘皮大衣，至少有二三十件的样子。你可以估算一下，应该会有一两百件的总量吧。裘皮大衣是我生活经验之外的高贵之物，此时却代表了腐朽和奢靡，羔羊、水獭、红狐狸、灰狐狸、银狐狸、紫貂、黑貂、水貂……它们冰冰冷地悬挂着，像死尸一般，高高在上，我只看得到它们毛绒绒的下摆，挂一块小布条，上面写着价格，好像也只有几十元，一百元以上了不得了。有时候来了一个人，围巾遮住了他的半张脸，轻声轻气地要求看一下。营业员就走出柜台，解开绳索，将其中的一根钢管放下来，几颗人头凑过去看几眼，伸手摸摸，神色木然地交谈几句，然后营业员再收紧绳索，灰狐、灰鼠、银貂又升上去了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它们似乎一夜之间消失了，无影无踪了，据店里的老法师说，都弄到外贸部门去了，广交会上也有，出口创汇去了。在那个年代，这或许是资产阶级奢侈品的最好归宿。

后来，大约是八十年代末，谢晋拍白先勇的《最后的贵族》，里面有四个大家闺秀，有一场戏是她们披着裘皮大衣走出来，但你叫上影厂到哪里去弄这四件名贵的裘皮大衣啊？谢导只得在报上刊登广告，向市民租借。后来我看到电影中这个场景，四位贵族小姐鱼贯而出，前三位是裘皮大衣，最后一位披的是坎肩——偌大的上海滩啊，四件老货裘皮大衣都凑不齐啦？

从“淮国旧”后门出去就是长乐路，那里有几只简陋的大棚，里面的红木家具堆得叠床架屋。口号喧天的时刻，人心惶惶，谁也不会欣赏红木家具的西式浮雕与明亮的花旗镜子。但我们中学生没事可干，就在那里看热闹。一张红木八仙桌只卖50元，一只蛋凳卖5元。还有一次我看到一辆10吨头卡车装了满满一车红木家具，喇叭一响开走了。听老师傅说，这是卖到民族乐器厂去的，拆散之后做胡琴、扬琴，再小点的碎料也不浪费，送到算盘厂做算盘珠。红木珠的算盘打起来声音清脆响亮，珠与珠之间有因碰撞而产生的缝隙，不会粘珠，老财务喜欢用红木算盘。

后来——二十多年后我已经当记者了，采访一个专做旧家具生意的老法师，他是“淮国旧”的职工。他告诉我，当年他负责在民间收购旧红木家具，稍许整修一下后卖给外贸部门。有一次店里收进一只红木大橱，他在登记时觉得这只大橱特别笨重，仔细一看，发现抽屉下里有夹层，拆开夹层，乖乖隆底咚！里面居然夹了金银首饰，还有几根金灿灿的大黄鱼。但那个卖主没有留下地址，怎么也找不到了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某一年，他在静安区一条弄堂里收到一张紫檀雕花大床，作价2400元，但单位领导认为买贵了，属于生产事故，要他赔400元，每月从工资里扣除。等这笔钱赔清爽，他也退休了，自己单干，倒也发财了。“这几年我一直在寻找这张紫檀大床，照现在行情它至少值2000万！”

我还有一个朋友，那时候待业在家无聊，就跑到“淮国旧”看西洋钟，法国钟、德国钟都有，他有几个小钱就买一只两只，改革开放后到国外发展，赚了钱后就到处搜寻西洋钟，最终收藏了五百多只，其中不少还是遗世孤品，他就成了西洋钟专题收藏家。“是‘淮国旧’的师傅引我走上这条路的。”他念念不忘地说。

那个时候供应紧张，南京路、淮海路等主要商业街的店堂里常常挂着标语口号，一句是“为人民服务”，另一句就是“发展经济，保障供给”，而“淮国旧”则不同，它的口号是“厉行节约，勤俭持家”。在这个口号下，许多象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物品就被巧妙地开发利用了。

所以说，那个年代“淮国旧”给市民打开一扇窗，让市民有一个透气的地方，通过承载世界文明的陈旧器物，可以大致想象大千世界的生活状态，同时，也成了许多青年人窥视与认识世界文明的启蒙之地。这，也是海派文化的机巧与通达之处。（沈嘉禄）